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均。当孙中山领导共和革命、建造民族国家、“企强以比欧美”时，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新中国未来资本主义发展时，表现出前瞻性的担忧。他们先后在《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民报》、《夏声》等革命书刊上发表了不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非议和预防的文字，强调“欧美情形可鉴”，“于兴业处方中，加数点共同利益之膏药，以防日后国内撼动之祸害，生贫富大悬之等差”。[12](P398-400)孙中山是这批具有超前意识人物的最杰出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始终坚持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7](P842)；并一再告诫人们，进行社会革命如同“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7](P94)。以往我们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惟生产关系”的倾向，比较忽视对他的振兴实业思想、培育国内市场和驰骤世界市场思想，以及认定“交通为工业之母”的“大交通”思想的研究。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将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定式，改为一种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当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实包含“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和“防于未然”的一对历史悖论，这看来是一种矛盾心理，实际上是孙中山从世界发展的总格局中深沉地审视新中国的未来，其根本大旨是在对“世界各国”的“从同”和“超越”中建设一个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又“均等发展”的“社会的国家”。 

世界理念之四：憧憬“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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