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10](P423)。“今世界日进于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15](P25)他深受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同情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10](P507)又说，“社会主义国家”，“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人民“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10](P524)
孙中山是一位有卓越世界眼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大同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紧密联系的。在他看来，“世界大同是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而民族主义乃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和前提。故始终把“以进民国，以进大同”作为“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孙中山所主张的世界大同，是一种“理想的世界主义”[16](P145)，不同于一般的世界主义。他有时主张世界主义，有时批判世界主义。他反对的是“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世界主义，他所希望的世界主义是在实现普遍民族独立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他厌恶前一种世界主义，说：今日“强盛国家和有力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7](P659)他憧憬后一种世界主义。他强调，“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7](P662)他正确揭示，“爱和平”“是中国人的一大道德”[7](P665-666)。“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4](P531)并一再表示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要先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7](P691)。为此，他始终把“以进民国”作为“以进大同”的基础和前提。坚信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富强，定能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5](P60)。
简短结语：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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