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组织上的分崩离析相适应，革命派在思想上亦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上层的领导成员中的极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和谈与袁世凯妥协，来结束这场革命。当时，“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免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胡汉民自传》）事实上，当时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
五
在这股妥协的潮流中，对孙中山直接发生重要影响的要数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
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次亲临前线，英勇战斗；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出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黄兴也极为尊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政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为各部首领。在临时政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武汉保卫战以来，在袁世凯的和议引诱和立宪派人的包围影响下，思想却日趋妥协。胡汉民评论黄兴当时的*倾向时说：“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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