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地希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以为如果得不到它们的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就难以生存，这是当时在革命党人中较为普遍的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这个新生的“民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在一月十一日、十七日、十九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却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与此同时，当一月十一日，袁世凯提出在北方成立政府的阴谋计划，向英国公使征求意见时，后者立即表示并保证他“拥有各国的信任”，其他各国亦莫不表示支持。其实，自从袁世凯重新上台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公使团，及其舆论工具，一直都在放出袁世凯是“有力人物”，“非袁莫属”的空气，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直接给孙中山压力，一方面则给当时主张妥协的人以有力的借口。孙中山后来所说的，“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　（《孙中山选集》上卷，四三五页），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问题之一。帝国主义和立宪派都看到了这点，极力从经济上对它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尽快与袁世凯妥协。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即把起义地区的关税，全部劫夺在自己的手中，一点也不给南方的革命政府；相反，在清政府尚能控制下的北方各港口，洋税务司征集的税收，却继续给清政府。并经由四国银行团根本否认革命党人有借款的资格，企图从经济上绞杀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军事开支浩繁，自己的税收很少，而各省当局又都截留了本省的税收，没有上缴，中央需款孔急，财政问题十分紧迫。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孙中山曾“主张厉行征发，而克强难之”。（《胡汉民自传》）临时政府准备发行公债，但“千万之公债，虽通过参议院，而未尝得一钱以应急。”当时身为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盐务总理的张謇，表面上自告奋勇，愿任军款事宜，实际上敷衍塞责，先后筹借不过一百万元。当时张謇所掌握的两淮盐税，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三个月内至少收四百万元左右，但他仅给南京临时政府一百万元。可见，他是有意造成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黄一欧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以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指黄兴）走投无路。以他当时在实业界的地位，借几十万元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看他就是存心掣肘，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这与他要求中山先生削去党名，拉拢一批同盟会员组织‘统一党’，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瓦解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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