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军饷的困难，黄兴甚至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溃。于是克强益窘，则为书致精卫与余，谓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谢天下！”这些困难确是事实。但从思想上说，武昌起义后，黄的政见日益倾向妥协，也是无可否认的。自武汉保卫战以来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归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二○○页）

　　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为陆军总长，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这自然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对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起了直接作用的是汪精卫。

　　在今天看来，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所充当的角色，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当时在革命内部，他却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因为他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而负盛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是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反清情绪，而狡猾的袁世凯，却看准了他是一个很可利用的角色，立即加以笼络收买，“令其子克定与汪结纳，复利用同乡朱芾皇（同盟会会员）居中策划，袁（克定）、汪、朱遂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汪在京、津间与杨度诸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希望妥协。”（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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