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胡汉民说黄兴“乏远大之识”等等，是否确如其言，是另一个问题，但说他受立宪党人的拉拢、影响，政见“日以右倾”，证诸其他材料，则基本属实。当上海光复后，当地的一批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即推派庄蕴宽到武汉前线去见黄兴，拉黄兴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力图通过黄兴，对革命加以控制。（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一八○页）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派湖北人刘承恩到湖北见黎元洪与黄兴，表示愿意停战言和。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曾派“其长子袁克定到汉阳，与黄兴有所接洽。”（此据日人斋藤恒之记载）这时，实质上已为袁世凯收买的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昌革命同志都赞成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黄兴并曾复函袁世凯，内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自然觉得极为荒谬，但如果根据同盟会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的思想来看，黄兴向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信，并不足怪！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黄兴从武昌到上海后，一批立宪派人就更竭力地包围他。著名的立宪党人汤化龙和林长民在上海当上了黄兴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电文都是他二人起草的”。黄兴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的接触也多起来了。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张謇或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派他人”，才改任张謇为实业总长。黄兴所直接掌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但黄兴自己则认为客观上的困难，才是他不得不主张妥协的原因。应该承认，身处在陆军总长地位的黄兴处境确实极为困难。当时黎元洪和孙武控制下的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已与袁世凯讲和，使袁得集中兵力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威胁。属于南京政府下的军队虽号称十七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粤浙二省的军队。粤军不满万人，浙军的将领则素来反对黄兴，不听命令<%“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形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袁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见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二○○——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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