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谁能推倒满清我就让位给谁’,才迫使他不能不履行他自己所宣布过的诺言。”既然妥协在当时已成为一股潮流,作为孙中山主要助手的黄兴亦力主妥协,“亲信如胡汉民、汪精卫都是如此,汪则主张更力”,而孙中山本身思想上认识上又存在前面所说的弱点,那末,孙中山于时“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也就很自然了。
此外,立宪派串通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南北议和,也是造成这股妥协逆流的重要条件。
作为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一面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面保持着巨大的封建地产,成为资本与地产结合的化身。他们一向敌视革命,害怕革命触犯帝国主义,破坏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只是当革命风暴迅速遍及全国,清朝的覆亡已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其目的是一方面牺牲清廷,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借附和革命,挤入革命行列,夺取革命成果,造成有利自己的新局面。许多革命党却错误地认为他们过去和立宪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现在立宪派既已表示拥护共和,分歧也就不存在了。有些人为了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甚至还企图利用这些头面人物的社会地位,以资“号召天下”。有的眼睁睁看见立宪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革命党人,窃取了政权,但为保持廉价的“胜利”,害怕立宪党人再拉起“龙旗归顺清朝”,就“无人敢出而反对”。革命派这种*上的软弱与幼稚,大大便利了立宪派的阴谋活动。因此,当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时,他们立即串通袁世凯,导演南北议和,并为袁大造舆论。许多革命党人因急于取得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胜利,很快地就落入了他们新设下的圈套,参加了他们所喊出的“非袁莫属”的合唱队。
六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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