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义，几乎每一次都有会党参加。各革命团体的组织和活动方式也还程度不同地沿用了会党的规矩。会党中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很少，民主共和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多半是出于反满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压迫的愿望。当他们的活动没有革命党人的领导时，反满是唯一的*口号。在一九○六年萍、浏、醴起义中，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萍乡一带主持起义的会党首领龚春台，因为有同盟会革命党人参加领导，他的起义宣言就宣称：“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辛亥革命》，（二），第四七七页）这完全是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图景！但同时在浏阳举义的会党首领姜守旦，却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说，督抚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将来即戴其为“世袭中华大皇帝”。檄文还说：“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同上，第四七九页）这里所提供的不但与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毫不相干，而且即以传统的农民起义而言，它所揭示的也不是令人鼓舞的前景。这是极其狭隘的反满复汉主义。姜守旦不过是个准备拥戴别人做皇帝的人；据孙中山说，在革命党人中甚至还有不少想自己做皇帝的人；只是经过教育和锻炼才改变了做皇帝的陈腐思想。(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六七五页。)
海外华侨曾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华侨在异国生活，为求自保，往往把国内的会党组织在侨居地复活起来，随之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反满的传统带到了那里。这是可以理解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为逃避满清统治者的压迫而冒险出洋去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他们在海外又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更增加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恨，其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当然，华侨中多少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孙中山创建民国的理想是不难接受的。
革命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怀着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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