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没有来得及发动就因有人告密和香港*不能及时运到而中止。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陆皓东和其他三个未能得到中止起义通知的合作者被捕牺牲。这次失败的起义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功，就是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果。一时风声鹤唳，清政府惊惶失措，悬赏千元通缉“匪党孙汶”。孙文从此成了可怖的名字。事后香港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宣布将其驱逐出境。在亡命伦敦时，又因中国驻英使馆加以拘禁，引起一场风波，西方报纸称他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党领袖。清政府对他的切齿痛恨和流亡者的厄运使孙文的名字成了革命的旗帜，这是所有同时并起的革命党人所不能代替的。

　　孙中山由于最初的革命活动而造成的赫赫声名，不能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失去了直接在*和社会活动中扎下根基的机会。可是长期在国外从事活动使他成了对西方国家的*和社会制度富有直接了解的人。他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尽管当时他的民族主义还限于排满，但排满毕竟是一个最能号召群众、推进革命运动的口号。一九○五年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是用这个口号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者联合在一起的。三民主义使同盟会在*上比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具有更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的性质。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载，当时有主张会名定为“对满同盟会”的，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四七页）可见当时懂得民主思想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尽管他们反满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可是其中多数人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孙中山在一九○六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排除了在反满革命胜利以后恢复汉族皇帝的思想，力主建立共和制度。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掉）这个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革命是断断不行的。”他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什么样的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法国政体对中国最为相宜。他坚决反对帝王思想，说：“凡革命的人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七五页）孙中山坚决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承认，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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