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团结反满力量，孙中山多次向同被清朝视为叛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合作。终因康有为以帝师自居，坚持保皇，甚至拒绝同只有平民身份的孙中山见面而未获成功。两派在华侨社会中争夺群众，矛盾尖锐。他由此认识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五二页），不容混淆。一九○三年秋冬，他在檀香山首先发难，批驳保皇派。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后，机关报《民报》又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辩论，使两派论战达到高潮。这次论战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性的，是紧紧围绕清末最迫切的*问题革命或立宪展开的。在论战中，虽然双方都暴露出严重的片面性和幼稚性，但革命党在这次论战中却赢得重要的成功，那就是扩大了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使《新民丛报》感到穷于应付。梁启超思想上长期存在着难以解脱的矛盾：一方面担心革命造成动乱，因而反对使用暴力；一方面对腐败的清政府，缺乏改革的信心。他两次通过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建议停止论战，先后遭到孙中山和黄兴的反对。(《宋教仁日记》，第一二二、三三○页；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二○八页。)一九○七年《新民丛报》停刊，原因很多，疲于论战，是原因之一。

　　同《新民丛报》的论战加强了革命党的立场。如果孙中山不发动这场论战，或不把论战进行到底，那末革命旗帜就会变得模糊，革命意志就会涣散，以致失去团结和鼓舞革命力量的中心。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势必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曲折。

　　孙中山叙述清末革命从兴中会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到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广州起义，先后十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都是同他的领导和组织分不开的。他为起义筹备饷械，多次往复奔波于南洋和美洲各地。香港及南亚一些地区的反动当局不许他上岸和停留。他仍不避艰险，设法与各地革命党人联络，策划和部署起义。一九○○年惠州起义时，他在台湾建立指挥中心。一九○七年三月到一九○八年三月，他在河内建立指挥中心，连续指挥了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一九○八年三月被迫离开河内到新加坡，在那里又继续指挥了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都给清朝统治以打击，使各地革命党人感受到新的激励。孙中山具有伟大革命家所特有的可贵品格，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都不悲观失望，总是继续奋斗，尽力工作。一九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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