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赵声等经过详细计划，集中全力发动起来的。黄兴和赵声等亲自率领起义者进攻各要害部门。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黄兴、赵声等仅以身免，经人护送到香港，已经灰心丧气极了。黄兴因此杜门谢客，愤而图谋暗杀；赵声竟一蹶不起，郁郁而死。孙中山坚信“天下事尚可为”(李绮□、梅乔林：《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广州举义后胡汉民之报告》，转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二册，第四四二页。)，一面抚慰同志，一面立即着手为下次起义筹集经费。他在估计广州起义的影响时指出，革命“成功之期，决其不远”。(孙中山致邓泽如信（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九日），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第三册，函札，第六一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气概。湖北革命党人不愧是孙中山的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不是感到沮丧，而是感到继续起义的责任落到了自己身上。孙武在四月五日共进会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先以为广东此次一定可以得手，准备由广东首先起义，我们两湖急起响应。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三五页）湖北革命党人的主动精神使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感到“意外”，但是这次起义却是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动起来的。
以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闻名于世的革命战士熊秉坤(熊秉坤是个非常朴实的人，世传他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人。可是他在所作题为《武昌首义谈》的回忆录中则说打第一枪的人是他的战友程定国。见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九十页。)回忆说，在起义那天傍晚，“后队官罗子清出，召余而问曰：‘今（日）外（间）风声甚紧，汝知之乎？’余诳以三十标友人告余是晚大举。问：‘果孙党乎’？余曰：‘派别虽有，主盟者非孙逸仙而谁！’……言毕，罗欣欣而去。”（《辛亥革命》，（五），第八九页）从这样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孙党”是起义者取信于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起义后，孙中山还没有回国，湖北军政府就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对外文告。(见湖北军政府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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