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任”。（《孙中山全集》，卷一，第五五○页）外国干涉是当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利用袁世凯先把满清统治推翻也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着。由此可以理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世凯声明：“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黄季陆：《总理全集》，第三册，文电，第二六页）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同上，第八页）所有这些谦让的表示，都是意在督促袁世凯速下决心迫使清帝退位，争取革命的第一个胜利。问题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他的策略思想没有为多数党人所理解；又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很难同袁世凯较量获胜。
当时宣布独立，拥护民国的共有十四省。北方的直隶、河南、山东、甘肃，以及东三省都还处于袁世凯势力之下。在十四省中，政权也并非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即使革命党人掌权的省份，情况也在变化。革命党人的地位，往往被官绅所取代。这反映了革命缺乏干部准备。起义独立后或则根本推不出足当大任的党人，或则一时勉强推出，终因缺乏经验，很快就被排挤，使政权或先或后落到官绅手里。胡汉民回忆说：“余辈以革命书生，经验殊少，反动分子即伺隙为祟，精神稍懈，几乎根本动摇。”(胡汉民：《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四册，第四二三页。)
当然，我们不能说革命党人对他们牺牲奋斗得来的革命果实毫不珍惜，随意掷弃。他们曾努力设法使袁世凯就范，迫其忠于共和制度。主要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把首都定在南京，把袁世凯调离旧势力的窠穴，到受过革命洗礼的南方执政。第二是制定《约法》，要袁世凯遵守。革命党人祈望这两条办法能有戴谟克利斯剑的神力，迫使袁世凯完全就范。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第一条完全不曾实行，第二条也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反而施展阴谋，步步进逼。
可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仍旧缺乏了解。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与袁会见，接谈多次，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袁氏“绝无可疑之余地”。（《民立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六日）事后，又给海外同志写信说，“南北意见之疑团，至此乃涣然冰释”。（黄季陆：《总理全集》第三册，第六二页）袁世凯到底捣什么鬼，这个革命党领袖仿佛在五里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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