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宋教仁由上海到武汉，在阳夏战争的枪炮声中，他与汤化龙等草成《鄂州约法》六十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又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之一。实际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以《鄂州约法》为蓝本的。宋教仁曾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革命党人一致反对。他仍力图对总统的权力有所牵制。《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四○一页）就是说，如无国务员副署，那末，大总统所公布的法律、命令即归无效。这种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是有利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一点牵制，国会又无实力，共和国大总统与满清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这一点牵制，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不断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冲突。这个醉心于穿黄袍的野心家，不允许对他的权力有任何限制。对国会议员，他出高价收买；对内阁总理，尽力牢笼；牢笼不得，给他颜色看。唐绍仪终于被迫辞职。
宋教仁因曾力主责任内阁制，继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致力于争取国会多数议席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据认为：“孙、黄躁浮，不足虑；独教仁沉毅，党人归附”，（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三九三页）被袁氏看作独裁专制的最危险的敌人，终被杀害。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遭失败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如果立法者本身没有足以保证实行的力量，人民及其代表无从加以监督，那么，当权者就不会尊重它，它就形同废纸，毫无实际意义。宋教仁多少看出了一些问题，企图发展政党的力量来加强国会的作用，并力图以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以防君主专制的变相复辟。从资产阶级维护其*制度的需要而言，宋氏不为无见。然而他不识袁世凯为何如人，不懂*斗争的复杂性，以致成为民国成立后身殉共和的第一人。
总之不论是从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经验看，他们丧失政权是必然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即在法国和英国这样资本主义相当发达，以至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如法国），或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优势（如英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仍未能，至少是未能长时期地独自掌握政权。同恩格斯指出的这一历史情况相对照，中国的幼弱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不能保持政权，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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