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和起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曾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想积极从事实业建设，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功成身退的思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准备恃功邀禄，升官发财，做民国的新贵。这种状况引出两种结果：一是革命党本身涣散、分裂、瓦解，不能成为吸引群众、巩固政权的中心力量；另一个是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以为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对革命胜利后的*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本来这一切都根源于革命党力量的脆弱。但他们当时并不正视这一点。他们常常表示的某些“良好”的主观愿望，例如建立法国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等等，把他们自己欺骗了。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黄兴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希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见《黄兴年谱》，第一四○页）其实袁世凯那里是什么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在归国前也写信表示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见《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赞成与袁世凯妥协。不过孙中山在*上考虑比黄兴多，第一是怕乱；第二是怕外国干涉。所以他一踏入国门，即以议和为己任。据胡汉民说，在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时，他曾劝孙不要北上，留粤发展武装，以为异日坚持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答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日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一二九页）孙中山在谈话中透露他的一个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朝继续维持不倒，一旦获得外国援助，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的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复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之主持，决非他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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