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资产阶级特别缺乏独立性。

　　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在*态度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原来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的情况。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中央专制的大帝国，政权层次很多，封建统治特别严密，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力量。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的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团体。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不是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中涌现的，而是从国内各阶级、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激烈反满的爱国者，其中主要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知识分子最富于*敏感，最易于超脱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狭隘利益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反满”即推翻清朝统治的纲领，不是资产阶级特定的要求，而是清初以来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中对清廷不满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希望恢复正统地位的人们的共同意愿。只有在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同盟会的纲领才真正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由于思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数拥护孙中山，并在同盟会中居领导地位，为它规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目标。所以同盟会首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团体，它所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不能把同盟会与国内资产阶级看作一回事。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团体，一九○六年后才出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似乎稍稍打破了狭隘地方性，但前者是以大官僚岑春□为后台的；后者虽无权要做后台，但是他们回国活动后，其主要骨干分子，很快钻进官僚机构中去了。杨度参加到宪政编查馆，熊范舆被罗致在李经羲幕中。这种现象说明此类*派别还缺乏统一和自主的能力。其他如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等，都是与当地士绅联合而成的纯粹地方性团体。另外有个政闻社，这是梁启超纠集流亡者和一部分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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