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华以及其他类似的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一代青年,都是戊戌维新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动摇,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章太炎是已经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其思想、学问根基已深,接触一些新学说,甚或稍加研究,终不足以改变其旧学根底。章太炎一派反满论,时时露出孔孟以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套春秋大义的痕迹。这是经历数千年的牢固偏见。它们的出现,在古代自有历史的理由,在近代却显然是荒谬的。但这种偏见并非章太炎所独有。国学保存会的某些国粹家,南社中的某些文人学士,其情况与章太炎大致相类。这种现象,从另一角度说明,反满革命的口号具有极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因而是一个最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一传统的口号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这样做的结果,不免影响革命的深度,在革命党领导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
但总的说来,由于孙中山和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共和国的观念毕竟已为多数人所欢迎。不管他们实际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如何,共和的口号已同反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最有鼓动力量的口号。
庚子以后,清政府暴露出已彻底腐朽,社会危机急速成熟起来。人心思变。据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鹤同志经过初步查对的统计,一九○三年发生民变五十起,一九○五年一○三起,一九○六年已达一九九起,到一九一○年更达二六六起。也正是在这时期,立宪派和一部分在野士绅要求改革、要求立宪的声浪日高一日,大有不得权力不止之势。从而造成上下离心,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开始崩塌。许多官吏不再忠于职守,下劣者只知刮钱财、作威福;平庸者只知全身家,保利禄;上焉者已窥见清运不久,对革命党不但不究办,而且表同情。真心为清皇室效力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自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后,政权失去了重心,由年仅二十五岁的载沣摄政的清皇室,妄图以集权为维持统治和抵制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手段,这就不但使一些效忠朝廷的汉族官僚离心,也使立宪派大失所望。越来越孤立的皇室象是浮在一块破木板上,在大海怒涛中苟求活命。总之是一派末日景象。但是即使社会危机已经完全成熟,统治者仍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的自发反抗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立宪派不敢尝试以暴力夺取政权,官吏阶层更谈不上主动倡义,唯有革命党人,高张革命大旗,誓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
要争取革命胜利,不但要宣传,使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更重要的还必须做艰苦的扎实的组织工作,把各阶级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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