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另有一套秘密的联络网点,以备不测。这不但保证了革命组织本身的统一性,而且使军队切实处于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发动,便成为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极有纪律、极有战斗力的队伍。
一九一一年八月文学社同共进会联合,成立统一的革命指挥机关,迎接大起义的组织准备便完全成熟了。
然而,湖北革命党人这种老田鼠式的工作(莎士比亚名剧《汉姆莱特》中一句话:“你掘得好呀,老田鼠!”马克思多次借用这句话,比喻伟大的历史变动所需要的条件,在人们不很察觉的情况下,被预备起来。当时湖北革命党人的工作可谓近似。)并没有及时受到革命党最高领导机关及其领袖们的注意和鼓励。湖北共进会的重要成员杨时杰,在一九一○年夏对另一个革命党人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的作者)说:“革命潮流一日千里,进步甚速,中国革命似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约刘仲文回来,做准备工作。……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辛亥革命先著记》,第二四页)语意间稍带意气,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在本地区扎实地干出一番革命事业,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共同意向。从那时起,同盟会总部中也有一部分人开始注意在内地发动的可能性。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精华几乎丧失大半。不久,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专以发展长江流域各省革命为主要任务,并派专人负责湖北的工作。从此,湖北的革命工作才引起了同盟会上层领导机关的注意。
十月十日,惊天动地的革命起义在武昌爆发了。不过一个月,响应者十余省。在每一省的宣言或类似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有驱逐鞑虏的口号,从前一切对清皇室、贵族及其政府不满或失望的人们,都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集到全国性的反满革命的潮流中来。被彻底孤立的一小撮满清统治者,甚至已够不上作为革命的对手了。革命胜利看来已成定局。但是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却是个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挟清室以牵制革命党,利用革命党以威逼清室。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攫取反满革命的胜利果实,可是革命党人很少戒心。南北议和的局面所以能够出现,除了因南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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