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工师”即工程技术人员，“匠首”指工头。前者须由工艺学堂培养，后者由前者转教。关于商业，他说，仅能算帐是商之末。新式商人应“通工艺”，熟悉销货渠道、商律、中外货币涨落及各国嗜好、各业兴衰等，因此“自应设立学堂，延师教习，方能增长知术”（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兴办学堂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在中国兴办学堂之前，可先派人往外洋学习（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页。）。
第三，主张农工商全面发展，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对工商一般不加区别，一概以商称之。戊戌维新时期，洋务派清楚地分开工商，同时指出二者又密不可分。张之洞说：“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其精予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他已懂得，生产和销售可互相带动，互为补充。相对而言，后一点认识更为重要。他提醒中国商家应密切观察市场需求，以促成工业家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张之洞还对农工商三者关系有精辟见解：“大抵农工商之事，互为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农、工、商都要走近代化道路，只重视一方面，或只重视两方面，都不利于中国持续发展。对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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