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等也看出，让康有为去上海办《时务官报》的实质是：“政府借以放逐南海”。并看出是“诸老深意。”（注：梁启超：《与碎佛书》，梁启超、康广仁：《与穗卿先生书》，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129页。）在洋务派的带动下，“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注：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梁启超：《与碎佛书》，梁启超、康广仁：《与穗卿先生书》，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页。）“右汪而左康”即支持汪康年抵制康有为。在舆论界洋务派的力量远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之上。 

　　打击、排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就是打击、排斥思想界的领袖和主导力量，也就是阻滞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时打击康有为等，后果更为严重。洋务派的目的是要把变法运动完全纳入洋务派的轨道。就反对改良派而言，洋务派已成为顽固派的同盟者，站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反面，而洋务派有“开新”的一面，故所造成的影响也非顽固派所能比拟。 

　　简而言之，1898年以前，洋务派是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也有保守性，但是其正面作用更为突出；1898年，洋务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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