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雨的冲击下继续存在下去。从主观上讲,他们不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而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在涉及到是否要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性质,用什么标准做人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并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表现得很充分。
兴民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重要的标志性要求。洋务派始终反对讲民权。当《时务报》上发表了鼓吹民权的文章,张之洞便要让幕僚给汪康年传信说:“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注:梁鼎芬:《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页。)。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多次对民权论予以贬抑。他说,一些中国人所讲的民权在西方并不存在,外洋所谓民权不过是说民间人士可以对国事发表意见而已,并非让民揽其权。至于说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其本意是,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又说任何国家必有法度,各行各业亦都有规矩,使人们按一定规则行事,否则,人皆自主,各遂其愿,不顾他人,必将是“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悉蛮獠亦必无此俗”。还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外国将借保护之名,把军队开到中国,人民不能自保,“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有百害者也”,“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注:《劝学篇·正权》。)他把民权思想理解为会给社会带来大乱的无政府主义。
张之洞一再压制民权说,引起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不满。谭嗣同说:“而动辄与言民权者为敌,南皮督部于此为大不仁矣。”(注: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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