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微弱的民主要求 

　　大多数洋务派都赞成广开言路，张之洞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他主张“公议不可无”（注：《劝学篇·正权》。）。把报纸作为“达民情”，评论“国政之得失”的重要手段。认为报纸最有价值之处是使政府“知病”，“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还说，中国人“蔽于习俗”，对于国家利害安危，“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中国君臣上下应注意阅读外国、特别是“至强之国”的报纸，它们“昌言而无忌”，虽不中听，但是如果“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注：《劝学篇·阅报》。）提倡虚心听取外国人的批评，在19世纪末的中国，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中国是否应建立议院，是戊戌维新时期相当敏感的话题。不少洋务派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张之洞说，西方有议院，所以，“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注：《劝学篇·会通》。《劝学篇·明纲》。）。中西制度各有短长，关键是“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这是中国做不到的，中西强弱之别也就在这里。还说，西方议院之制符合中国古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44]显然他是赞成设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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