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彦成接旨后星夜兼程奔往河南，途中就具折“贼匪自归一处，正可聚而歼旃，事机实为顺利，（臣）计期初七八日可抵卫辉，与督臣温承惠抚臣高杞会面后，即可厚集兵力，相机兜剿，仰仗皇上天威，一战成功，一期迅速廓清”。[61]由此可见，从开始那彦成就抱定“一战成功”的理念，决不能重演白莲教起义轻举妄动，一发而不可收的覆辙。同时，上书嘉庆帝调遣兵力，请求征调京城护军统领庆祥率领的健锐、火器二营、陕西提督杨遇春率领的陕中兵、西安将军穆克登布率领的一千清军、副都统富僧德率领马队一千等协同围剿。对此，嘉庆帝几乎全部应允，急切希图立即剿灭起事“教匪”，活捉李文成等“首要逆匪”，以致在那彦成尚未到卫辉府他就下旨催促，要求那彦成到达后即刻与温承惠等会面，趁“现在兵威已振”，“那彦成等当同心协力，鼓励将弁兵丁，将匪徒迅即扫除。”[62]那彦成则以军事部署尚未完成，不敢草率行事作为回应。
十月十六日，嘉庆帝有点忍耐不住开始谴责那彦成“于初八日抵卫辉，初十日接钦差大臣关防，十三日发折时仍在卫辉驻扎，并未至滑县军营，乃云现有之兵不敷分剿，……实属畏葸迁延之至”，[63]以致嘉庆帝愤懑得“披览未竟，手颤心摇”，怒斥那彦成“非阿桂之孙，负恩无能至于如此”。最后警告他，“若再心存延玩，贻误事机，必将那彦成拿问治罪，另派大员前往接办，即不得其人，朕当亲统六师自往平贼，彼时那彦成尚何颜立于人世耶？凛之慎之！”[64]面对如此严厉的督促和略带污辱性的讯责，那彦成深知：刚赴任，统筹军务方为首要，于是选择了无言的抵抗——不再奏报军务，这直接二十日军机处下谕斥责那彦成，“自本月十六日奏报后，今又数日，并未续有奏报打仗之折，朕心日增烦闷。”[65]无奈之下，那彦成坦言没有即行进剿的原因有三：一是“各地惩办之员，均属生手，所有诸事……不无少需时日”。[66]二是兵力不足，“贼匪数万，我兵数千，攻之则有余，围之则不足，合之则可顾一路，分之则未免单弱，不在接仗之迟早，总期一鼓而奏功。（臣）不敢过于急遽，转稽时日，亦不敢故为怠缓，致负圣恩。”[67]同时，他竭力用镇压白莲教的教训说服嘉庆帝，指出“此时兵力不厚，虽日见胜仗，不能痛剿，转俾贼匪学会打仗，愈长贼智；或得胜后，我兵力量不能追杀到底，转致贼势蔓延，是数年前车之鉴具在。”[68]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那彦成搬出了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下汉马功劳的杨遇春。那彦成自知，之所以为皇帝重用主要并不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嘉庆曾公开指出：“那彦成系屡经获咎之人，此次受朕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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