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各分一路，高杞由北向南，而杨遇春、杨芳由南向北……。”[99]面对滑县城防坚不可摧的形势下，他作出了挖地道、轰城墙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置。此外，那彦成还竭力孤立起义队伍。在枪杀李文成骨干刘国明后，大声喝令“李文成如果投出，余贼皆免死”。[100]在筹备攻打滑县时，又“将该逆李文成枭首剉死，扔传首三省被扰地方，以纾众愤而彰国法，并将已毙贼首刘国明剉尸枭示，一面刊刻告示晓谕三省民人，俾知逆首已就歼除，人心亦从此镇定。”[101]在怀柔与威吓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教匪”信心动摇，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民心所向，因此那彦成采取很多措施尽可能博得民众的支持，进一步孤立起义队伍。务实谨慎的那彦成力争做到保护普通民众、严格区分其中“教匪”以及奖赏表现突出者。在攻打道口的时候，他“竖立良民旗帜，招呼难民，现在老弱男妇纷纷投出，共计八九千人，委员审讯，内有贼匪冒充良民者三十余人，当同生擒回营讯系真贼之犯，一并正法，其余交为地方官妥为安置。”[102]在围攻滑城之前，出现“连日各庄民人多有缚贼解送者，又有城中居民缒城投出者，讯据供称贼匪，百姓应官，恐我等投出管束甚紧，今乘便缒下投生……”[103]的形势。更重要的，那彦成没有被动地等待，而是让逃出民众四处巡游宣传，希图争取更多的逃出者，削弱起义队伍，于是命“委员执持良民黄旗押带该民人等，绕城数匝大声传播，令城上贼匪见之解散，党羽一面发交地方官查明造册，释令各回本处俾安生业”，“日内如有被贼裹胁弃城投出者，惟更当留心察看，一律查办。”[104]鉴于此等策略对分化起义队伍和彰显“皇恩”都大有裨益，就连嘉庆帝在上谕中也指示那彦成“有被贼裹胁勉强随行者，如果悔罪投诚，先期解散；逃匪或手无器械自投者，皆当免其一死，不得妄加诛戮。”[105]
而与此恰恰相反，起事首领的做法却使得本来仓卒的起义更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据从留固集、八里营等处逃出的民人供词看，起义领导者对待下属和民众远远没有达到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的领导水平。民人王起志、于学能等供称他们“自贼匪滋事即被贼目谢玉泰先后掳去，分给旗帜器械，派发在前打仗，名为马前到，有不从者立即杀害，无奈随行，屡次奔大营，因贼人管束严紧，不能得便，昨因官兵打破道口……”，才得以逃奔清营[106]。另外，《靖逆记》里也详细记述了一个发生在山东定陶的屠杀悲惨案例。在尊崇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社会大环境下，孔氏家族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起义民众非但没有多加利用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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