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起义的宗旨并不具有号召力，也没有反映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林清等凭借秘密教门力量，在自我利益膨胀的前提下造反，没有触及到当时民众最切实的利益，当然也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以致起义队伍始终未能超出天理教主要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尽管嘉庆朝时期，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但是相对于乾隆晚期，已有所调整[86]，尤其教门政策宽缓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乾隆时期的趋紧局面，而且在河南旱灾之后，清廷也多次实行赈灾捐免之策，因此，可以说此时的社会矛盾原未激化到非暴力而不可调和的地步。其次是起义领导者及教徒的素质。林清的无知功利思想自不待言，曾狂言“入内城只用数十人”[87]，而且在那彦成镇压滑县起义时，他早已被“枭首示众”。李文成颇具农民起义者的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承袭其缺点，致使起义尚未举行，因大造军械、宴饮多日而为知县强克捷逮捕入狱，最后被迫仓促提前起义。同时，几位核心教首之间关系也很不和睦，据冯克善事后供称：“吾闻大事，各据一州，无以自立。今林清多大言、少实际，李文成阴险叵测，吾意不乐与林李其事，欲自择善地，别树旗鼓，进退战守，惟吾所欲。”[88]他们只是凭借虚无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思想从精神上严密控制中下层教徒，对提高军事战斗力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甚至迷信“妖法”作战。《靖逆记》中就有此记载，“有贼手执大斧，官兵斫其头，不见血，惟见白气迷漫，僵立不扑。军官曰‘汝有妖法，能复战否？’贼尸犹作迎敌状，官兵以刀捶之，尸乃扑。”[89]由此看来，此次天理教起事的失败终难避免！另外，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如果与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相比，此次有一显著区别即是几位清军将领如那彦成、杨遇春以及高杞等协调相当融洽。正如绪论所言，本文行文主旨就是试图借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案例，剖析亲临一线督抚大员对治理教门的特殊意义，因此，下面将专论那彦成等在上述三次决定性战役中的种种措置，究竟是什么使得连苛求的嘉庆帝都认为“（那彦成）自简师申讨以来，未及十旬，克城之日，凶渠全获，余孽荡除，办理实属完善”[90]呢？
那彦成亲历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深知作为统军主帅，将领之间的协调对取得战争的尽早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其能力首先体现在治军上。早在镇压以流窜作战为主的白莲教大起义时，那彦成就深刻领会到将领间“不分畛域”、“协同作战”的内涵。当年嘉庆帝曾果断指示“现在川省有经略额勒登保总统军务，陕省则系那彦成居首督师，伊二人惟当无分畛域，会商合剿，于川陕两面将各股贼匪并力堵截，逼至一处，协力奋剿。”[91]因此，那彦成在做出重要战略决定时，经常会征求杨遇春等人的意见，时常向嘉庆帝表示：这些战略决策都是在会同商量后一直同意的，甚至在具折时经常写上“会同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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