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受为钦差大臣，升以重任……”[69]，虽然自己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表现多次得到“嘉许”，但至多只能说“承旨办事”尚属踏实，并无“心存怠玩之意”，言之功勋卓越自然有点过分夸耀。当然被重用或许和自己的满族血统[70]以及阿桂之孙有关。考虑到这些因素，那彦成才没有骄傲自大，而且在解释没有迅速进剿时，明智地指出这一决策是几个主要最高统帅的集体意见，非个人擅作主张。杨遇春最为朝廷倚重，理所当然地为他多次提及。那彦成自称“（臣）未曾久历戎行，深恐所见未洽，虚衷共商，而提（臣）杨遇春亦料及此。唯恐（臣）年轻性急，不能坚持，再三谆嘱，兹已意见相同……”[71]，“（臣）断不敢迟延，亦不敢轻率，（臣）愚见如此，询之久历戎行如杨遇春等，众谋佥同”。[72]以致嘉庆帝气愤得指责“杨遇春系久历戎行之人，亦不应随声附和，本属非是……（嘉庆帝此处朱批：实可恶）[73]。看到如此完美的诠释，嘉庆帝满腔的怒火只得暂时忍耐下去，披览那彦成上奏的折子也显出十分无奈，在那彦成十八日所上折子上只批“看汝造化，无可训示”。[74]
至二十一日，嘉庆帝终于压抑不住暴怒，下旨责骂道：“本日接汝折奏，愤恨极矣。大逆林清勾结滑县李文成谋危社稷，现在李逆株守滑县，机不可失，朕日夜焦急，寝食俱废，望汝速剿大逆，奠安民社。不想汝到卫辉，迟疑不进，逗遛观望，以等兵为词，大失朕望，具何肺肠夕忍心病狂，天良何在?非阿桂之孙，非朕之臣，任汝为之可也。近因温承惠迟迴贻误，所以用汝，孰意汝之因循疲玩更甚于彼，汝以世家满洲，不及一山西人，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乎?贼匪一日不灭，良民一日不安。汝一日不进兵，贼匪多裹胁一日。若等兵齐进剿，须至腊月，彼时贼匪又增数万矣，况汝安坐卫辉，有何良策不令贼匪裹胁，又有何策不令贼匪窜逸，将此二策明白具奏。直入大内之逆党，为覆载所不容，稍有人心者孰不思灭此朝食，而汝漫不关心，可恨之极，可恨朕屡用庸臣，败坏国事。今日之旨，是汝生死关头，信与不信，凭汝自议，掷笔付汝，好自为之。三路进兵攻打桃源道口，以重兵围住滑县，勿令一贼潜，此为上策。勉力办理，稍赎重咎，夕朕计日以待捷音，汝若再有迟疑，朕永不见汝之面矣。”[75]不过那彦成此时的军事部署已大体完成。
那彦成在绞尽脑汁顶住嘉庆帝“剿匪”巨大压力的同时，先后完成了四件军政大事，为取得镇压天理教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进一步明确了镇压教门起义的原则，即“只问匪不匪，不管教不教”的思想，并为嘉庆帝所肯定。他以川楚陕大起义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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