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此二变也。而梁氏书中所言的惠、戴为清代汉学之中心，此则一以贯之，盖与章氏皆本之江藩。在江藩的《师承记》中并未多与常州今文学注意，盖其亦未料及常州学之流衍与影响，若此，则梁启超的书中则大篇幅的叙述，此与章太炎在《清儒》篇后段所批判的力度，便正好显示了章、梁与江氏的差异，原在于历史的推移与时移势异，而不在于“近代”与“前近代”的画界意识。因此，在《清儒》篇后段，章太炎论晚清诸儒皆以古文为轴而诟今文，犹未已，遂于下篇《学隐》第十三中，尤魏源为首而批判之，说者谓訾魏源即是以比康有为也。[16]堪注意者，《学隐》篇中章氏皆喜用“汉学”一词，是用江藩语，盖章氏未用焦循与龚自珍之言也；且《清儒》篇中实未提到“焦循”，适足以证章氏熟读江藩之《记》，故视野常为其所藩篱犹不自知也。盖焦循可以有另外之观点与清学史中之位置，此即后来张舜徽所提出之“扬州学派”之观点，焦循即为此一于吴、皖之外另出扬州派之佼佼中坚，张氏谓扬州诸儒之特色在“通”。[17]余故曰，章氏论清学与清儒，多本江藩。近世学人以近代论文体而作清学/清学史/清代学术史之研究者，多在“近代意识”下以章、梁为先导，而不知章氏更有先导也！
章氏收于重订本《訄书》中之《清儒》、《学隐》等篇，后又重修订于《检论》中，大要而言，前述诸篇，已重编为卷四之《议王》、《正颜》，增入《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等。《许二魏汤李别录》中以元许衡、清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并之，以论诸理学诸儒与朝臣。对清世理学已有新的想法与体会。而《清儒》与《学隐》两篇，虽大旨未动，然亦有一二处颇应注意。尤其《清儒》篇中除论汉儒章句经学篇幅已减缩外，最可注意者，为“皖南始戴震”在《检论》本中已改为“皖南始江永、戴震”，虽仅二字之增，然所关讯息不小；其后段之言“大湖之滨”一段，原“及戴震起休宁”亦改为“及江永、戴震起徽州”。此则章氏重心细览江氏之《记》卷五耶？[18]抑受章氏实斋之影响？此处大可细究。章氏于《检论》本《清儒》中所增添之“江永”，区区二字，表示章氏已重新看待戴震学之脉络，此一重省之观点，要义当在欲导戴震学术之源，实在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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