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代学术概论》之性质即是梁氏的新名——“学术史”之性质的著作。[21]可以视之为系梁氏心目中的“清代学术史”之“概论”本。第二自序作于民国九年11月29日，第一自序则撰于民国九年10月14日。梁氏于第一自序中曰：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代有时代运动之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它则附庸耳。[22]
梁氏于“清学”之基本观点实于此见之。“清学”前期之主轴，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有两点原因：其一，梁氏视吴派之惠学为“汉学”，而惠学只能“求真”，尚未能如戴学之“求是”以为高；此乃梁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常见之持论以区别惠学、戴学者。其二，则与其视考证学为一种针对前代理学而来的反动，而且是方法论的反动之观点有关。前期理学在梁氏视之既虚又玄，则此一入清之考证学，自是以“实事求是”与“科学研究之态度”为其特质，故由“惠”而“戴”，在梁氏视之，即属清代学术之史的一种“进化的”发展。此固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也，既可以表达其对清学特色之论调，复可以衔接民初以来的科学主义与方法意识之思潮。是故由梁氏于《清代学术概论》之中所喜用的“考证学”，以视其后一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更可以掌握梁氏与章氏于清学持论之异同处。
梁启超后来以在清华、南开两校任教时所编写之讲义，于民国十八年世正式出版单行本。这本被西方学界视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本使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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