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出于江永。此种观察，依笔者所见，适与钱穆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戴震一节不同，钱氏主张戴震学术历程变化之转关，在于“惠戴之会”，亦即钱氏对于清学中汉学主流之看法，系持“由惠至戴”之观点，而非“惠戴并立”之观点。余英时氏在其《论戴震与章学诚》书中对戴震之学术历程，尤其是与惠学、与江永学之间的关系与变化，已有极精辟之分析与讨论。[19]总之，《检论》本《清儒》篇中关于由惠、戴而至惠、江戴之文字的转变，仍然值得再予注意。
至于原来在《訄书》重订本《学隐》篇中所隐指康有为者，在《检论》本《学隐》篇中，对康有为之不满及评訾语气极强的文字已经正式出现，甚且对于由常州学导源而下且令其专文批评的魏源与康有为，也已谓实由惠氏启之。看来在《学隐》篇中所反映的，是惠学与戴学相较，戴学尤高。此点则梁启超尤发挥之，持论以倡右皖抑吴，容后论之。
(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氏持论于清代汉学与清学之开山者，其实多承自章太炎之《清儒》篇，章、梁两氏于清学之观点、立论，遂成为近代学人在“近代”以来，重新探讨清代学术时的一个开端视野；特别是在以下两点上：一是吴、皖分派说。二是惠学与戴学说。无论是或否，赞成、继承、发挥、修正、反对，其中实都有着章、梁说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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