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抑大臣子弟。清初，达官世族子弟一体应乡会试，中式者独多，这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顺天乡试，都御史徐元文（顺治己亥科状元）之子徐树声，翰林院侍讲徐乾学之子徐树屏，均中举人。是科南皿悉中江、浙人，皇帝命令从严查究，结果斥革五人，树声、树屏俱被黜。这是裁抑大臣子弟的一次重要举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会试以后，上谕又云：“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旋命大臣商议，“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务令各抒己意，详议具奏。”[⑧]据《清史稿》记载，这一年，“帝以搢绅之家多占中额，有防寒畯进身之路。殿试时，谕读卷诸臣，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⑨]除了这些临时的裁抑措施以外，更重要的，是制定了官、民分卷之法，分额取中。凡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等官，其子、孙、曾孙、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均编入官卷，限额录取，不占民卷名额。在乡试时，官卷生员不能中解元及经魁。经魁，指前五名。这是从制度上裁抑大臣子弟的措施。此外，还有科场回避之条。顺治旧制，乡会试主考、同考官之子须回避不入试场。乾隆九年以后，又进了一步，除主考、同考官外，房官、知贡举、临监、监试、提调之子孙及宗族也需回避。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更推及受卷、弥封、誊录、对读、收掌等官子弟及近戚，亦要一体回避。防范可谓越来越严。在笔者考明家世的清季57名状元中，大臣子弟不足10人。而这些人在闱场跋涉，亦非侥幸抡元。他们有的是累世书香之家，方得以蝉联甲科。如蔡启僔与蔡升元、翁同龢与翁曾源，都是家教极严，成为叔侄状元。有的确实学有根底，廷试方得首冠。如金榜、吴其濬，在后来清代文化史及自然科学史上，均享有盛誉。
屡兴科场之狱。清代以前，科场案发生的次数不算多，对违法人员的处理，大都不过革职、流放。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唐时之科场处分本轻，至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时，刘师道之弟刘几道举进士，暗托考官陈尧咨，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降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降单州团练使。此为五代及宋科场处分之大概。惟王钦若知贡举时，有任懿者，贿以白金250两，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遭贬斥。赵翼叹道：“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⑩]清代统治者视防弊为要政，迭兴科场案，执法亦不姑息。违法者往往被处以极刑，甚至殃及父母兄弟、妻子。这里，仅举三起。第一起：顺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