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兼谈“义理”,治学途径和戴震相似。他们都未直接受业于戴震,却很钦佩戴震。他们是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
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年,乾隆九年――乾隆五十九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很艰苦。他考上拔贡以后,就未再应试,为了谋生,长期游幕在外。他也搞音训考证,但很重视求真和致用,文章写得很好。汪中自述治学的宗旨:“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誉推六经之旨,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64]。他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尊奉的《大学》一书不是孔子所作,他说:“门人记孔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65]这是用考据的方法,怀疑和否定另一部儒家经典。在汪中看来:宋儒为了要控制思想界,把不知何人所作的《大学》拿来冒充圣人经典,并且置于《四书》之首,这是弄虚作假的手法。他最讨厌程朱理学,“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66]。汪中又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反对要求妇女殉节、守节。他还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吕氏春秋》,开拓了研究的范围。他对荀子的评价很高,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他又为墨子辩护,认为孟子说墨学“无父”是没有根据的,汪中敢于评论古今人物,在当时算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因此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卢文弨说他,“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67],这样的人总是经常受打击排挤的。汪中打算写一部规模庞大的古代学术史,书名《述学》,可惜未能完成。现存《述学》一书是他儿子把汪中的文章编集在一起,已不是原计划的著作。
凌廷堪(一七五五――一八○九年,乾隆二十年-嘉庆十四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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