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汉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说，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弱点，它的研究对象十分狭窄，局限在古代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一天到晚孜孜矻矻，钻在圣经贤传里面，为经典做注释。注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形式，它首先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传说和历史人物神圣化、偶像化，认为宇宙中的真理已被这些圣人们所穷尽，后继的子孙只需舐食他们的唾余。人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件体察圣人的训示，阐发圣人的教诲，使圣人遗教传至无穷而勿使失坠。因此，学者们不是从生活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矛盾，而是在圣经贤传中反复咀嚼，寻章摘句。即使有头脑的思想家往往也以说经注经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情况正是反映了一个长时期以来封闭而停滞社会的特征，复古主义猖獗，烦琐主义盛行，陈腐保守、思想僵化。尽管汉学家中也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也产生了许多精深的专业研究的成果，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汉学走上了歧路，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越到后来，汉学的缺点暴露得越是明显。
最早起来反对汉学的是理学家翁方纲、姚鼐。翁、姚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对汉学家攻击谩骂，并没有说出多少道理。与此同时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却对汉学作了比较合乎实际的批评，章学诚既反对理学，也反对汉学。理学与汉学虽然是对立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共同尊奉孔孟，把儒家经典看做是知识的源泉，衡量真理的准绳。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把儒家经典当做不过是历史书籍、古代文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秘。他反对汉学家泥古守旧，批评他们“昧于知时，动矜博古”，“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85]。汉学家主张必先通音韵训诂，才能读经，才能研究经典的思想内容，章学诚却认为：离开经传也可以发挥好的思想见解，“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86]。章学诚生活在汉学鼎盛的时代，是第一个能够指明汉学弱点的人。
到了十九世纪，汉学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不满和批评汉学的人多起来了。连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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