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如段玉裁自称：“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退悔已晚”[87]。最激烈地反对汉学并且作了系统批判的是方东树，道光初，他写成《汉学商兑》，指责汉学的六个缺点：“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88]。方东树的批评，大多也是宋学家的门户之见，但也有一些击中汉学的要害。例如，他反对汉学的复古崇汉，说：“言不问是非，人唯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89]。又方氏驳斥汉学家所说“由训诂以通义理”，“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直者，非义理何以审之？……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两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90]。方东树的这些话确也抓住了汉学的弊病。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汉学衰落了，这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密切联系的。乾隆、嘉庆时期，阶级斗争已经激化，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边远地区的回、苗、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对清朝统治，战乱绵延，烽火不绝，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震撼了中国大地。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声势咄咄，叩关而入，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封闭在古代经籍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不问世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了。社会普遍动乱，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中来，睁眼面对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很显然，长期禁锢在古代经籍中的汉学并不能教导人们怎样去认识、分析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这个学派和现实严重地脱节，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就像魏源说的那样：“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出于无用之一途”[91]。的确，这种无“用”之学，在封建的太平盛世可以作为典雅的装饰品而存在，到了动荡的时代就失去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可能。十九世纪前半期，思想界发生进一步的分化和转变，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汉学，从故纸堆里爬出来，转向现实生活，提倡经世致用。有的从事盐政、漕运、钱币的研究，希望弥补清廷财政的漏？（一个厂，一个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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