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奏折上都未见有朱批。这说明此时雍正的脑海中已有了满保的禁教计划，对这两人的建议不再重视。但是，这两篇奏折本身就反映出，此时的北京，禁教呼声此伏彼起，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雍正与满保完成了禁教措施的密商，开始履行大臣奏请、礼部议复、皇帝下旨的例行手续。元年十二月，礼部官员会议满保题本。负责向尚书、侍郎提供草案的一个下级官员拿出一份确认满保题本的草案。主持礼部事务的康熙第十二子允祹因与传教士过从较密，企图提出另一个折衷草案。他借口要参照康熙帝有关教务的上谕，命这个官员另拟一份草案。但第二天，这个官员仍把确认满保题本的草案呈上，而且一字未改。允祹十分惊讶。这个官员竟大胆地声称：“没有任何其他议案可以呈递。还说亲王是主子，但宁肯丢官也不会递交其他议案。”[23]  一个下级官员竟敢如此行事，显然是秉承了雍正的密旨。允祹意识到了这一点，默默地签署了确认满保题本的议复草案，其他官员也相继效法。于是，《清世宗实录》上就有了如下记载：“礼部议复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十二月十七日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24]

这就是雍正朝严行禁教的措施。它的出台内幕，正如耶稣会士所说：“福建总督曾公开上奏皇帝，请求在全帝国取消基督教。读读这份奏章便可发现，此前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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