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还认为对待佛、道的态度是区分真假理学的标准。他曾经说过：理学有真伪，假理学排诋释道之教，自命理学，以为欺世盗名之计。而“佛仙之道，以修身见性、劝善去恶、舍贪除欲、忍辱和光为本，若果能融会贯通，实为理学之助。彼世之不知佛仙设教之意，而复不知理学之本原，但强以辟佛老为理学者，皆未见颜色之论也。”[36] 这说明雍正尊孔崇儒，又揉合儒佛道三家。这既是为了全面利用三教，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也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的信佛行为辩解。

雍正的尊孔崇儒是很有特点的。他曾经说过，自幼读书，对孔子极为尊崇。但孔子已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脱离了人臣的封号，无法再加尊称。因此，他独创新法，于元年（1723年）三月追封孔子的五世先人为王。第二年，他又花样翻新，将临雍“幸学”改称“诣学”。他向礼部谕道：“帝王临雍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而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莱伊迩，朕将亲诣行礼，嗣后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伸崇敬。”[37] 第三年，他再出新招，命对孔子的名讳象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种种尊孔新术，不一而足。

雍正的这些作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此他有明确的表述。他曾经说过：“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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