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信佛也颇具特色。在少年时代，他就喜欢阅读佛教书籍。青年时期，他雇人代他出家，作他的替僧。此后，他认真研讨佛典，与僧侣密切交往，自视精通佛法，可与高僧讲论。即位后，他自比“释主”，并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他日理万机，但不忘谈佛。经常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氏经典，甚至在臣下奏折的批示中也谈佛论道。他还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兴修庙宇，任命寺院主持，赐予佛徒封号。出于*斗争的需要，他还引用僧人参与讨论国家机密，倚之如左右手。据说，他所宠信的文觉禅师，对允禩、允禟以及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都出过主意。[39]

雍正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华传教士则是“合儒辟佛”，极力排斥佛教。因此，从宗教信仰上说，雍正就对天主教教义难以接受。他曾经说过：“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体于人世？若云奉天主者即为天主后身，则服尧服、诵尧言者皆尧之后身乎？此则悖理谬妄之甚者也！”[40] 他还对传教士们说道：“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尔等称天为天主，其实这是一回事。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庄里，都有一个敬天的‘爸爸’（即阿訇－译者注），他们也说他们的教义是最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译者注），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41]

雍正对来华传教士的“辟佛”也十分反感。认为他们人数不多，“却要攻击其它一切教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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