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纪纲，一日变易其经尝，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所统御，而输贡献耶？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49] 康熙对此也有认识。礼仪之争中，教皇的蛮横干涉使他意识到皇权受到了挑战。他对传教士所作的多次谕令，就反映了他维护皇权，抵制教权的思想。而雍正的“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的话，则比康熙的谕令来得直白，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吐露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后来雍正又明确指出：“四海之内，唯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50] 强调了封建皇权的不可侵犯。
其次，这说明雍正将传教士东来与西力东渐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他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反教官绅的普遍思想。西方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一带攻城掠地，*越货，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南沿海，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那么，伴随着殖民者而来的传教士的来华目的究竟何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许多中国人将传教士与西方殖民者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心存疑惧。这便构成明清时期中国人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认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明末，这些疑虑便表现出来。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反教士人就以邻邦的先例证明天主教对中国构成威胁。他们指出：“佛郎机人，其王丰肃，原名巴里狼当，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51] 这些人“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稽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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