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何以资生?”
因此,他们恳求清廷行令广东,免其驱逐,让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留住广东。散居各省年老有病,行走不便的传教士暂时不迁。
雍正朱批:“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有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 [30]
两广总督孔毓珣遵照雍正帝的旨令,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迁移问题。二年(1724年)十月,他奏言:“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甚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亦无裨益。且非中国圣人之道,别为一教,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惟西洋乃系总名,分有十余国,各人居籍不同。澳门滨海偏僻之地,欲回则无船可搭,欲住则地窄难容。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往居住。”[31]
这篇奏折表明,孔毓珣还是相当有头脑的。即使在严行禁教的时刻,他也能作出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评价。他将天主教与传教士作了区别,认为天主教原非圣人之道 ,不可行于中国。但传教士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应该妥善地安排迁移事务。
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为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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