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回疆实行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极富创造性的。在行政法方面，清朝设立了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同时对回疆旧有的伯克官制，参照内地官制进行了改造，制定了品秩、职掌、回避、升迁、朝觐、休致等制度。在经济法中，田赋、 关税等项，基本沿用回疆旧制，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再颁行新的法规加以完善。清朝在回疆铸币，采用回疆旧有的方式用红铜铸制，但形式是中原圆形方孔式；币面既铸有清帝年号，又用回文铸上铸地名；币制单位同时使用“文”和“普尔”，正如乾隆帝自己所说：“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我同。”[13]在刑法方面，清政府予以区别对待，对危及清政府统治、破坏封建秩序、违反儒家伦理道德的严重刑事犯罪，坚决按照大清法规严惩不贷，而对于一般刑事犯罪则可交与伯克衙门按回疆旧例惩处。从回疆法律典章制度来看，清政府颁行的法律主要覆盖行政、经济、刑事、军事管理等领域， 而回疆地区的伊斯兰教经典则涉及宗教法、婚姻法、继承法、商业契约法、瓦克夫法等方面 。

清政府在回疆实行的特殊的法律制度，既吸收了回疆地区因特殊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地域性的法律文化，又推行了中央政府的法令法规，体现出清朝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和宽容性，对于妥善处理中央同回疆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的成功之处，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

清代回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大清法律为主体，多元同构。这种构建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然而它同时也存在隐患。首先，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界限很难截然划定，因而在司法活动中，法律的适用问题往往困扰司法者。其次，这种体制正常运行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是强有力的，当君主圣明，洞察秋毫，国势强盛，*清明，这种体制良性运转就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旦中央政府势力衰落时，*晦暗，这种体制就日益显露其隐藏的弊端。清朝中后期，这种体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各级官衙不理民事，伯克包揽词讼、鱼肉乡里，百姓苦不堪言，而下情不能上达，成为回疆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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