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故搏毙”，川陕总督岳钟琪遣谕曰：“尔等久为准噶尔虐，蒙恩内徙，今图私忿辄争，若仍聚处，恐相激生变，必视内地律治罪，尔等走留惟便。”回众谢罪请留，清帝谕曰：“嗣后勿妄滋衅，违者论死。”[23]乾隆六年（1741年）清政府又对瓜州、肃州、吐鲁番人的刑罚问题作了规定：“安西回民一切命盗等案，仿照榆林、宁夏、口外蒙古之例办理，如两造俱系回民，应令札萨克公将人犯拘交办理……，若民人与回民交涉之案，则令安西同知会同部郎审拟详报。”[24]乾隆七年（1742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瓜州五堡安插吐鲁番回民，本属外夷，与当地民人不同，所犯军流徒罪，若照内地民人之例一体佥配，在回民与摆站充徒既无实用，而迁徙他所言语不通，饮食各异，恐难存活，殊非仰体圣朝矜恤外夷之意。请嗣后照苗疆办理之例，准折责枷号完结，仍抄—送部查核。”[25]清政府准其奏。
有学者认为，清代新疆建省前，回疆地区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伊斯兰习惯法：“1884年前，南疆维吾尔族惩治犯罪，审判依伊斯兰教律，监狱有土牢，处罚有鞭背、断手等。1884年后，新疆惩治罪犯延用大清律。”[26]也有学者说，在清统治回疆之初，为了表示对当地传统习俗的尊重，并没有在这一地区立即推行《大清律》，而是尽量依据当地传统的“回例”来判处刑事案[27]。笔者以为，这些观点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列宁指出：“所谓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 [28]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之后，回疆地区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清在回疆地区设官列戍，清朝的法律制度也必然进入回疆地区，即史料中所谓“迩今各部归一，自应遵我朝之律。”[29]
《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尔”条下，详细记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属衙汉、满印房存书目录。《回疆通志》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宁主持官修，刊于嘉庆九年(1804年)，因而这份存衙法律规章目录反映的至少是在此以前清颁给回疆地区官衙法律典章的情况。
存贮汉印房的文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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