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不知情，著从宽免其治罪”，将察拉玛家口解送来京，并“晓示察拉玛及回众知之。”[40]另如上文已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对谋反的阿布都喇伊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对阿璊，都严格按清律有关连坐之制予以惩处。最典型的例子还是阿布都哈里，他是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子，波罗泥都因罪伏诛，阿布都哈里本应缘坐，但乾隆帝“怜其年幼无知，贷其一死，赏给功臣家为奴”，后又加恩编入正白旗蒙古。张格尔之乱，“阿布都哈里系其胞叔，法当缘坐”，道光帝亦“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予以骈诛”，“将阿布都哈里并其长子博巴克、次子阿布都色默特、其孙阿锡木及眷属俱交刑部定地发遣。”[41]
其次是诬告反坐的原则。清律规定，按所诬他人罪行加重处罚，如诬告他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诬告人流、徒、杖罪者，加罪三等；诬人死罪，如果被诬人因此被处决者，诬告者亦判死罪；被诬如未处决，诬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并于配所服劳役三年[42]。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哈喇沙(又译喀喇沙尔，今焉耆)回人首告总管阿布都赉刑逼财物、鱼肉乡里，清廷指示：“阿布都赉系玉古尔总管阿奇木，其有无勒索情弊，自当秉公究审，倘系所属诬告，亦应严行治罪，以遏刁风”。经审查，阿布都赉以罪获咎[43]。乾 隆三十年(1765年)，清吸取乌什之乱的教训，对于清官员违法，“许伯克等于该驻扎大臣前 控告治罪，虚者反坐。”对于伯克违法，亦“准回人等控告，虚者反坐。”[44]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拜城维吾尔人呢雅斯控告阿奇木伯克阿不都里卜“常与伊有隙，并恃强索伊地亩”，经清审明，“系呢雅斯挟嫌诬告”，“著即发往广东烟瘴之地充军。”清帝批示：“呢雅斯一案，因系初犯，如此完结，嗣后如再有似此者，该大臣审实，即拟死罪，请旨在该处正法示众，……并通谕各城回众知之。”[45]嘉庆十九年(1814年)，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妄杀四人案中，首先进行诬告的阿布都拉伊斯及肆行迎合之伊弟里斯巴克依，被依法处决。[46]道光二十年(1840年)，肃州解官王顺遗失饷鞘，有人报称系回城头目哎提八海等拾去，经审讯不属实，系商民周思敬、呢牙子乎里等以揣度之词，互相传播， 犯诬告之罪，清政府以“非有心诬陷”而从轻发落，处以杖八十、枷号一月[47]。以上各案中反坐者均为百姓，或有司法不公的因素存在，但如果仅从文献所载来看而不考虑其背后隐情，那么，量刑是准确的。
其三是自首从轻的原则。《大清律例》关于犯罪自首的处置见之于卷五《名例律》的规定， 除杀死人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