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疆通志》卷七，“回务则例”中所载回疆斗杀案的审理原则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回人内遇有故杀尊长者，照内地律例审办，拟罪随具奏；如有故杀及金刃他物殴毙者，拟缢，巴杂尔示众；其误伤及手足伤毙者，准其照回人例赎罪，以钱、牛、羊给予死亲，免其抵偿。将一年办过案件，汇咨军机处、理藩院。”[74]对于斗杀案清律与回律的适用范围，界线分明。在轻微案件的审理上，可以适用回疆例，但对于恶性案件不用回例。 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斯拉木拜“图财毙命”，将其“即行正法”，法律依据是清律[75]。

 “回务则例”上，没有规定其他刑事犯罪适用何种法律。但从司法实践上看，主要使用大清法律。如嘉庆四年(1799年)和阗办事大臣恩长奏：“和阗回民莫罗爱底勒，强奸十岁回女色克呢已成，请将莫罗爱底勒即行正法等语。强奸本律，罪应拟监斩候，今恩长所奏莫罗爱底勒，凶*已极，新疆又非内地可比，请将该犯即行正法，以惩*风，所办尚无错误。”[76]查《大清律例》载，“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女诱去强行奸污者，照光棍例斩决；其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女者，拟斩监候。”[77]可见莫罗爱底勒一案，照依清律量刑，且量刑相当准确。盗窃案件也用清律。清律规定，“凡偷盗马匹十匹以上者，罪即应绞”，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土尔扈特托辉等因盗窃回部马匹三十余匹，被立绞。[78]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维吾尔族伊斯拉木等“计其所窃马匹，已逾十匹以上，理应立即正法。”[79]

但回疆地区司法官员违章使用回法判案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于阿奇木伯克滥行征收赋税，引发维吾尔农民起而抗争，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对于“抗差逞凶”的维吾尔农民残酷镇压，“不按律惩办，辄照回子经典，斩决多名，又未奏明办理，”清政府认为英蕴之举“实属荒谬”，并委员进行调查。英蕴声称“系仿照叶尔羌从前各案，均查回子经典，分别办理。”清政府将违例使用回子经典判案的前任参赞大臣裕瑞、降调参赞大臣德龄及原任叶尔羌参赞大臣的常清等，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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