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统治回疆之初混用清律和回疆旧例，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不论何方法律都应包含有共同的成分，即对有悖于人的一般理性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制裁，任何社会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放火、强盗、强奸等，都要进行惩治，只是刑罚的轻重有所不同。其二、清认为回疆情况特殊，立即全面按清律执法有一定困难，所以清政府指出，一些案件本当按清律严格惩治，只是回疆“向化之初，尚未深悉中国法度。”[71]其三，对一些刑案，回法的处置重于清律，这符合清朝对回疆立法从重的原则，而若按清律则等于从轻发落，在统治之初，不利于巩固统治。

在刑法中两种法律体系的并存不符合清朝大一统*格局，因而，随着清朝在回疆地区统治逐步巩固，清朝也试图逐步在重大案件中取缔回疆旧法的使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对托虎塔殴毙胞兄案的审理中，乌什办事大臣富尼善将托虎塔按清律问拟立决，但又请示可否依回法赎罪，乾隆帝大为光火：

新疆回子，归化有年，应谙悉内地法纪，今托虎塔殴死胞兄，即应按照内地例案办理。富尼善即将该犯问拟立决，又援引回疆捐金赎罪条款，折内并称我内地之例、彼回子之例，尤不成话。回子等均属臣仆，何分彼此？富尼善不晓事，著严行申饬，嗣后遇有似此紧要事件，均照内地成例办理，并饬新疆大臣等，一体遵办。[72]

接着，清朝对回疆地区斗杀案件的处理原则加以明确：

驻扎新疆大臣，办理事务自应揆度事理处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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