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人妻女、烧人房屋等罪行深重不准自首外，其它情况的犯罪自首者，均能受到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置。嘉庆九年(1804年)案犯赫镜因财物纠纷将步甲贵勒赫杀死，并自首。伊犁将军松筠于审明后，请将案犯即予正法，清帝认为量刑不妥：“今赫镜致死贵勒赫后，即赴衙门投首，与拿获到案者，究属有间，……(若将案犯即予正法)若系拿获到案，又将何所区别？且自首者仍一律决不待时，则罪人无所希冀，谁肯自首？必致潜踪远扬，转多漏网，松筠办理此案，殊属过当。嗣后新疆遇有此等谋故自首之案，俱不必从重立决，以昭平允。”[48]
回疆地区实施清律有两个特点：
其一，从重从严从快。清朝认为“边陲要地，非从重办理，不足惩儆凶顽。”[49]乾隆二十 五年(1760年)，乾隆帝对哈密回、汉命案审理的批示中说：“此等新定地方，立法不可不严，将来内地贸易民人与回人杂处，凡斗殴*之案，即应于本处正法，庶凶暴之徒，知所儆畏，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50]三十六年(1771年)又传谕曰：“在新疆地方，逞凶戕命，不可不示以严惩，未便照内地寻常斗殴案情，拟以缓决，”应尽快于当年秋审解决[51]。四十一年(1776年)，对回疆奴仆杀主案，清帝批示：“回疆地方，尤当处以重辟。……新疆非内地可比，不但此等案件宜从重办理，即寻常斗殴等事，亦应严加惩治。”[52]
其二，地域特色显著，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将清律的有关规定加以改造，例如，制定了适用于新疆地区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流刑制度。按清律，“内地情罪较重之犯，俱改发新疆”，如果内地民人在回疆触犯刑律，该怎样处罚，刑律并无规定。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喀喇沙尔发生了一件来回疆的内地汉民因债务争斗杀伤他人的案件，引发出这一问题。回疆官员判定刑犯枷号三个月后，交回山西巡抚，定地流三千里。清政府认为这样判决实际上是宽赦了在回疆犯案者，“内地情罪较重之犯，俱改发新疆，今以内地民人在新疆犯法，转得令其复还中土，何以准情法之平？”所以清帝指示：“内地民人于新疆地方，犯至军流之罪，如在乌鲁木齐一带者，即发往伊犁等处；其在伊犁一带者，即发往乌什、叶尔羌等处；而在乌什各城者，亦发往伊犁等处，并视其情罪，量为酌定，轻者发各处安插编管，重者给厄鲁特及回人为奴。如此明示区分， 庶众人共知炯戒，而立法更为详妥。”[5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