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案例来看，清统治回疆之初，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理，混用两种法，界线似乎不甚分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于阿克苏捕获盗马案犯：

舒赫德奏，拿获阿克苏盗马回人拜密尔咱，因系积匪，照回人旧例，斩决枭示等语。回地新经平定，拿获匪犯，自应从重办理，但内地或间有无耻兵丁仆役等，偷盗回人马匹，若仍照内地之律完结，非所以昭平允，著传谕办理回部事务大臣等，嗣后回人盗本处及内地人马匹，及内地人盗回人马匹，俱照回疆例办理，并通行晓谕知之。[58]

可见回疆例不仅在使用，甚至被推广到回地的汉人身上。

盗窃罪为清律与伊斯兰教习惯法都所不容，尤其是对惯犯，双方法律规定差距亦不大，按清律：“凡盗窃……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绞监候。”[59]因而在本案中，“积匪”拜密尔咱若按清律，当处绞监候，虽为死刑，但可以保全尸首，在清代死刑的类别中，轻于斩决，所以轻于回疆旧制的处罚，故清朝从从重原则出发，准于以依回疆律处置。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对玛喀特抢劫案的处置，也运用了回法。

据布噜特冲噶巴什等回人报称，贸易至布鲁特之萨雅克萨喇巴噶什，遇三十余人抢掠等语，臣亦饬富虎查办，据明伊勒哈遣伊子玛木伯特，将为首之玛尔喀拜、为从之沙巴图等尽擒。玛尔喀拜情形顽梗，直供不讳，回众等恳请除此恶贼，因即斩决枭示，沙巴图，照回法斩其手指，所抢货物，全行查给商人领讫。[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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