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在南疆地区改设州县，在法律制度方面也试图与内地整齐划一，然而困难重重，新疆巡抚刘锦棠感叹说：“新疆命盗重案，暂难遵照部章”，只能“于变通之中，分别情形办理。”[81]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巡抚联魁仍称：“遵议民刑诉讼各法，体察新省情形，暂难成行。”[82]因而，有学者认为，在维吾尔社会中，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到民国时期方得以解决[83]。

 那么，为什么两种法系在较长时间里可以共存呢？这可以在两种法律体系的特点中找到答案，或者说是由于双方刑法的特点决定的。从法律文化体现的性质来看，中华法系是一种公法文化，一种刑法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中华法系中，刑法是最核心内容，甚至“刑”与 “法”没有严格的界线，“法者，刑也”；“刑，常也，法也”。中国刑法体系，法典严整，结构缜密。而伊斯兰教法以教义学为基础，基本上是属于宗教伦理性质的，它以神的意志的形式，规定了一个穆斯林持身律己的根本行为准则，因而重“私法”而轻“公法”，其核心部分是和宗教有关的信仰、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法规，最薄弱的部分乃是刑法，伊斯兰教刑法没有形成严整、谐调的法律体系。因而在清代新疆，大清刑法和当地伊斯兰教法能够协调起来。刑法是国家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所以清朝在新疆地区推行大清刑律，将回疆纳入法制轨道则是必然。在惩治危及清统治、破坏封建秩序、伦理道德的严重犯罪方面，清朝自始至终严格依据大清法律。另外，定型于七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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