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定维吾尔刑犯发遣之例：“向来回疆此等罪犯，仅只枷杖，嗣后如有罪犯发遣者，悉照内地之例问拟，庶新疆回众知所畏惧。至发遣之例，视罪之轻重，分路之远近，如系乌什回人，即发遣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人，即发遣乌什、库车、哈拉沙尔等处，著传谕回疆各城办事大臣，凡遣犯定地，悉视此一体遵照办理。”[54] 福赛斯《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也说：“中国人有一套流放制度，让那些人受到流放的处罚，在流放地，罪犯按照条例受到军队的监视和管理。”[55]
三、大清刑律与回疆伊斯兰习惯法的关系
清朝在回疆实施大清法律的同时，自然会碰到如何对待回疆旧例的问题。清一方面认为回疆“今为我属，凡事皆归我律更张”[56]，另一方面在统治新疆之初，考虑到回疆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在与大清律法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回疆原有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清沿用了伯克制度，认可了相应的司法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准予使用伊斯兰教刑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指出：“办理回众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57]回疆旧有刑律在清代文献中一般称为“回人旧例”、“回俗”、“回法”、“回子之例”。
那么，何种犯罪适用大清律，何种犯罪又“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而需要沿用回疆旧律呢？我们不妨引入现代法学上国事犯和普通犯两个概念来阐明、探讨这个问题。所谓国事犯，系指因侵害国家的*制度、经济体制和国家安全而构成的犯罪，也称*犯或确信犯。普通犯又称常事犯，是指侵害个人或社会法益的犯罪，如对社会秩序的侵害、对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力的侵害等，都属于普通犯的范畴。对于清代回疆而言，在国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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