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中部和东南部的郡王、准噶尔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存在较有规模的农业。据《清实录》载，乾隆元年（1736），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53]而看郡王旗和准噶尔旗的开垦地亩不止上述数目。这时的情况与清末的开垦相比，在清末贻谷督垦的六年里，准噶尔旗开地才有近1600顷[54]。因此，评价清末放垦蒙地时，不能太夸大其规模，应看具体地点的具体情况。例如就准噶尔旗来说，农业到19世纪初已形成相当规模了，这种情况从清末官垦时期在准噶尔等旗找不到大面积可垦之地的事实中也可观察到。但是，已开垦的地中蒙古人自己耕种比例是多少就很难说了。  

 “在前清时，全绥土地之开辟，始于清康、雍，而盛于乾、嘉，逮光绪季年，又有放垦之地，而从前包租遂亦归公而起征年租矣。”[55]这种描述也基本符合鄂尔多斯地区农业发展概况，但也有例外，“安北原为达拉特旗及乌拉特三公旗地，清道、咸年间，晋之河曲、保德，陕之府谷、神木等处人民始来开垦耕种。”[56]鄂尔多斯的农业是从南部开始，最后在东部和河套地区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农业区。如在准噶尔旗创设东素海台站以来，“站兵靠作为牧地划留的台站地以过放牧生活。然此台站地也与别的蒙地一样因民人的进出而从牧畜经济转化为农业经济。即他们让民人私垦此地，从放牧生活慢慢至于依存从民人那里征收得租银，最终清末时对民人的寄生倾向得到加强。如此倾向不只是在东素海台站，各台站都能看得见。……”[57]如此，至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主农地区的蒙古人一般都经历了由牧转农的转型。  

经济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在蒙地的蒙人经营汉式农业的同时，蒙地的民人也根据迁入地的情况对自己的经济生活作了些调整。“昔年，初出口外种地者，一岁辛勤收粮，除去工本，易钱无几。惟地阔人稀，草滩所在皆是，辄以养羊为副业，冀得余资，以充家计，以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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