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耕种。不过汉人在此经商，对蒙古人皆有税贡，同时蒙古人也需要食粮的供给，因此乃准许汉人在所居附近种地。”[62]那么前套地区的情况如何呢？《绥远通志稿》记载明末鄂尔多斯地区的商业概况时写到：“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以大同总兵仇鸾之请，许俺答贡马互市。越年罢之。隆庆四年（1570），俺答通好明廷，复开马市。自是五、六年，蒙汉往来交易，边境以安。而在隆庆五年之秋，万历三十年（1602）之春，皆特许河套诸部通贡互市。”[63]
明代的“马市”、“边市”均在明边关，到清朝后，虽有“1696年，康熙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马市’”[64]之说，但因此断定清初蒙汉之间的贸易亦停止，是不可信的。据道光《神木县志》载：“边地食茶与他省异。茶产于楚南，安北商人配引，由襄阳府验明截角，运赴榆林，引销榆属五州县，及鄂尔多斯六旗。其茶色黄而梗叶粗大，用水沃煎，以调乳酪，以拌黍糜，食之易饱，故边人仰赖，与谷食等。按边茶自顺治十年（1653），额引一千道，一引配茶一百斤，余茶十五斤，茶篓五斤。茶不及引，谓之畸零，另给由帖。每引征课银三两九钱。神木分领二百道，由县招商承引办课。”[65]茶很早以来已成为蒙古人不可缺少的饮品，但因蒙古人须要的茶的出产地主要在汉地，需要商人运到蒙地做交易。从上述记载来看，清初蒙汉间的茶叶贸易似乎一直延续着。
明代的“马市”、“边市”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贸易方式，到清代，这些边内、外的地区统属于一个国家，“马市”、“边市”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清代的“旅蒙商”。
“旅蒙商”是清代蒙古地区商业的主要形式。“蒙古向以游牧为生，不事商农，所有商业均腹地汉经营之。由附近城市办货，运至蒙境，随游牧而转移。夏去冬归。无一定之设置。以茶、粗细洋布、米面等货物易蒙人之牲畜、皮张，返回售卖。”[66]由于蒙地的特殊情况，到草地从事商业的民人也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经营方式，规模也相对较小，“各旗游行商人，运货入境，牵驴驱车无定。其较小者，多为肩挑。”[67]多以肩挑货物走售蒙古各游牧点和村落间的买卖人蒙古人叫作“丹门庆”（damnayurCin，直译为“担扁者”，意为货郎）。鄂尔多斯地区这种“担扁者”的商贸方式是在清朝与卫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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