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分析了清王朝对彝族土司“改土归流”的原因及解放前凉山地区残存的彝族土司政权。对于凉山彝族土司制度的研究，秦和平《略论清政府统治凉山彝区的政策演变》(《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杨明洪《论清代凉山彝族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徐铭《明代凉山黑彝反抗土司的斗争》(《西南民院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明代凉山黑彝反抗土司的斗争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相互关联的，指出土司在凉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土司所辖百姓不愿对黑彝作战，土司军队不战而走。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南民院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清朝对滇川黔交界彝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引起了该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上，土司土目势力的衰落和新兴彝族地主的出现；经济上，领主经济缓慢地向地主经济过渡；文化上，汉文化不断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潘先林在《“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彝族官僚群体为切入点，集中考察了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滇川黔边(主要指今云南省昭通地区及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李卿《贵川彝族土司沿革考》(《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4期)等。
关于土家族土司。彭官章《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央民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改土归流是一次*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对土家族历史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但也有消极作用和局限性，李干《试论鄂西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南方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1集)对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探讨，认为鄂西土家族的土司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土司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封建剥削制度。段超《土司时期土家族地主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认为，土司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土司对农业的重视，土家族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表现为土地开垦的增多、农作物品种的增加等。在《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主的农业经济开发》(《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一文中，段超认为改土归流后，由于土家族地区劳动力大量增加、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以及清政府推行一系列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土家族地主农业才得以全面开发。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汉族与土家族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土家族社会的全面进步。出于农业开发的盲目性，土家族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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