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将之废止，结果遭到嘉庆的断然拒绝，指责他：苛细浅陋，皆断不可行之事，无庸再行置议[42]。但不久，直隶总督胡季堂也对驱逐流居蒙古地区汉民的做法表示异议，奏请停止驱逐敖汉垦地民人，说该地“数十年来，生齿日繁，人烟稠密，实有数千名口之多，盖房凿井俱系民人自出之资，而铺户贸易亦久已通商未业，蒙古民人本属相安无事。”认为驱逐民人没有必要，而且被逐民人迁无居地，兼无生业，蒙古欠资难于即时归还，势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43]。这都表明，嘉庆推行的这种封禁政策是与时势相背离的。嘉庆励行封禁，不仅未能达到自已预期的目的，与此相反，却使本来已经相当糟的经济进一步恶化，使本来已十分紧张的阶级关系难以缓和，不管嘉庆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他是作茧自缚自食苦果。
应该说，限制民人出关耕种是清代的一项基本政策，并非嘉庆所独有。清统治者认为，东北地区是他们的“龙兴之地”，为了确保“龙兴之地”的稳固，阻止满人日益汉化的进程，确保旗人在东北的权益，制止汉民出关垦荒争地，所以开始三令五申禁止汉民进入东北，保持千方百计阻止内地民人出关。
早在顺治年间，清统治者就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濠，沿濠植柳”，建立了所谓“柳条边”以阻止内地民人出关。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竣的盛京边墙（俗称“老边”），是对局部地域实行封禁的重要措施。这条边墙南起凤凰城，东南至海，向东北经兴京折而西北到开原威远堡，由威远堡折向西南到山海关接长城，周长九百华里，沿边设门16个。康熙二年将边内的蒙古，移居边外蒙古领地。“边内”的人不准自由入出“边外”。
自康熙十六年（1677）以后，将边外长白山地区定为“发祥圣地”，规定：“盛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悉为封禁。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44]。实际上，对柳条边内外局部地域，诸如福陵所在地的天柱山、昭陵所在地的隆业山、永陵所在地的龙岗山，以及长白山区和松花江流域，实行了一定的封闭。康熙十九年（1680）在柳条边内划定旗界、民界，已经落居旗界内的民人，限令全部迁往民界内，旗人一律居于旗界之内，民旗不得杂居，民人受治于民署，旗人受辖于旗署，两不混淆。康熙二十年（1681）又完成了“新边”的修筑，南自开原威远堡边门起，北到吉林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由法特边门再往北以松花江为天然界限，全长690华里，沿边设门4个。老边的西段和新边与内蒙古游牧地接壤，“插柳结绳以界蒙古”；盛京边墙以内称“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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